来源标题：“一带一路”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认为，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谈 “一带一路”倡议这十年
“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十年？
郑永年：谈起“一带一路”，我想起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最近刚从昆明乘坐中老铁路到了云南和老挝的边境磨憨，当地老百姓非常盼望开通高铁，因为互联互通，他们的边境贸易确实发展起来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谓国际公共产品，通俗讲就是富国可以用，穷国也可以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富裕起来，进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包容式发展，于人于己都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还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推动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一脉相承。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与地缘利益纷争的发展新途径。
新京报：现在“一带一路”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郑永年：过去十年，从修建医院、学校、体育馆再到修建公路、桥梁、高铁，中国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修建了良好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我将过去十年称为“一带一路”的1.0版本。目前，我们已进入“一带一路”的2.0版本了，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世界先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式等。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
新京报：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持续发展？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为他国提供中国方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我们秉持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原则和方向。我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信心。
谈 中国叙事
“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
新京报：要把中国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叙事方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郑永年：“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这十年，经验和成果颇丰。在基础设施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都起到示范效应，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要把中国成功的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就要改变叙事方式。
我认为，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述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第一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求同存异”，通过诉诸“同”加强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我们常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讲中国故事要基于基本事实、科学、理性，要叙述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尽量避免把中国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来讲；通过和西方国家比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以合乎逻辑和讲道理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故事。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的国家。从制度入手来叙述这三个“可持续”，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成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谈 读懂中国
“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你提出，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何中国实践经验如此重要？
郑永年：读懂中国首先要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读懂中国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体量大、经济技术强，更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能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一套能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详细历史记载，产生了大量史学家。明明有这么丰富的史料，为什么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呢？丰富的中国实践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西方很早就把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早期，很多中国学者简单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没有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我们的经济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学能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社会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社会？
当然，中西方的社会科学有共同之处，都要探讨人类社会、探讨经济、探讨国家等，但自己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学习西方，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的方法论，并与中国传统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很多概念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中国现象，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上。学术界和决策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现在有些人又走到极端了，认为我们应当只用中文写东西。这是自说自话，西方人看不懂，也不愿意看。我们要在全面开放、跟西方对话的情况下，来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
我们已进入“一带一路”的2.0版本，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郑永年
新京报记者 何强
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认为，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谈 “一带一路”倡议这十年
“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十年？
郑永年：谈起“一带一路”，我想起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最近刚从昆明乘坐中老铁路到了云南和老挝的边境磨憨，当地老百姓非常盼望开通高铁，因为互联互通，他们的边境贸易确实发展起来了。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实在在地造福沿线百姓。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谓国际公共产品，通俗讲就是富国可以用，穷国也可以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富裕起来，进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包容式发展，于人于己都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还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在物质层面推动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与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一脉相承。十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与地缘利益纷争的发展新途径。
新京报：现在“一带一路”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郑永年：过去十年，从修建医院、学校、体育馆再到修建公路、桥梁、高铁，中国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修建了良好基础设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我将过去十年称为“一带一路”的1.0版本。目前，我们已进入“一带一路”的2.0版本了，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世界先进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式等。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
新京报：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持续发展？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为他国提供中国方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我们秉持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原则和方向。我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信心。
谈 中国叙事
“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
新京报：要把中国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叙事方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郑永年：“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这十年，经验和成果颇丰。在基础设施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都起到示范效应，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要把中国成功的故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就要改变叙事方式。
我认为，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述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第一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求同存异”，通过诉诸“同”加强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我们常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讲中国故事要基于基本事实、科学、理性，要叙述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尽量避免把中国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来讲；通过和西方国家比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以合乎逻辑和讲道理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故事。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的国家。从制度入手来叙述这三个“可持续”，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成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谈 读懂中国
“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你提出，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何中国实践经验如此重要？
郑永年：读懂中国首先要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读懂中国核心目标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体量大、经济技术强，更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能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一套能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详细历史记载，产生了大量史学家。明明有这么丰富的史料，为什么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呢？丰富的中国实践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西方很早就把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早期，很多中国学者简单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没有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我们的经济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学能不能解释中国政治、社会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社会？
当然，中西方的社会科学有共同之处，都要探讨人类社会、探讨经济、探讨国家等，但自己的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学习西方，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的方法论，并与中国传统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很多概念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中国现象，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上。学术界和决策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强调，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现在有些人又走到极端了，认为我们应当只用中文写东西。这是自说自话，西方人看不懂，也不愿意看。我们要在全面开放、跟西方对话的情况下，来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
我们已进入“一带一路”的2.0版本，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公共产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世界发展迎来新机遇。——郑永年
新京报记者 何强
责任编辑：冯翀（QZ0019）
